A Reporter at Large April 12, 2021 Issue 大规模拘禁与监控主宰了中国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一个女人挣扎在重获自由的道路上。 By Raffi Khatchadourian May 1, 2021 在加拿大开启新生活后，Anar Sabit回到了一个执着于“防控”的地区。 一、家 二十几岁住在温哥华的时候，Anar Sabit会跟朋友们说，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她确信，自己的经历足以为证。 Sabit 开朗自信，2014年移民加拿大。她的出生地在奎屯，一个戈壁沙漠西部的小城市，地处中国一个夹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的区域。“奎屯”在蒙古语中是“冷”的意思；传说成吉思汗的士兵在一个严冬驻扎在此，边瑟瑟发抖边喊“奎屯”。在Sabit的童年时期，这个城市是一块未开发的边陲殖民小城，而它所处的争议地区，被当地人称作“东突厥斯坦”。该地区在十八世纪为帝制中国所吞并，之后曾两次脱离出去，直到1940年代毛泽东再次夺回。在北京，它叫做“新疆”：一个未驯服的边疆之地。 在这个亚洲的偏远地区长大，Sabit这样的哈萨克族裔孩子可以在身边随处看到被征服的痕迹。新疆的面积与阿拉斯加相当，边境线连贯八国。人口原以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突厥裔原住民为主。但到了Sabit出生的时候，奎屯与新疆北部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巨变。几十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政府的准军事开发组织，人称“兵团”——协助引入了数百万中国汉族外来人口到当地巨型农场工作，其中很多人是以前参加革命的士兵。在新疆南部，原住民依然普遍，但在奎屯，他们已经成为余烬残留。 儿时的Sabit耳濡目染共产党的教育，即便“兵团”对她这样的人抱持殖民者般的态度，她也一直对自己中国公民身份很坚定。奎屯的汉族居民常称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民族人”，就好像他们具体的文化之间并无分别。Sabit对此习以为常。她的父母是医生和化学教授，他们从未说起自己受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进普通话教学的学校，还教导她接纳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小学的时候，Sabit和同学们给“兵团”摘过番茄。初中时，她摘过棉花，她很讨厌摘棉花：得数小时地弯着腰，要不就得跪在土里。妈妈对她说，这样的劳动锻炼性格。 Sabit学习成绩优异，2004年高中毕业后，她去了上海学习俄语，希望借此打开世界其他地方的职业机会。她很喜欢上海，那里光鲜的快节奏生活给人带来希冀。但她仍旧是一个“民族人”。如果她向刚认识的人提起自己来自哪里，谈话经常由此中断。一些人认为新疆人是“蛮夷”，对她普通话说得如此流利表示惊讶。就在Sabit完成学位之前，科技公司华为举办了一场招聘会，她和朋友们都提交了申请。她是唯一没有进入面试的人——她确信，是由于自己的出身。 Sabit将这样的偏见抛诸脑后，并开始善于将自己的背景一带而过，无妨大碍时，她会撒个小谎说自己来自别的地方。她在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这是一份让人兴奋的工作——她会到俄罗斯、老挝、香港这些地方出差——而且她喜欢自己的老板和同事。 Sabit在上海的时候，她父母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劝她也搬过去，但她推却了，她相信中国更强大、更先进。她这辈子一直在努力做个模范公民，而且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中国——即便当时家乡的政治形势正日益紧张。 2009年，南方广东省的一个玩具厂发生了一起打斗。混战当中，一群汉人暴徒杀死了两个维吾尔员工。次月，在新疆省会乌鲁木齐，数百名维吾尔人走上街道，挥舞中国国旗呼喊“维吾尔”——意在引起中国领导阶层的注意。警察发动镇压，骚乱爆发了。数百人受伤或被杀，另有数百人被捕。超过四十个维吾尔人据信被失踪，有几十人后来被判死刑。 骚乱发生后一年，Sabit跟一组同事去吉尔吉斯斯坦出差。在乌鲁木齐转机时，她被官方人员叫到一边，并被告知因为她是新疆来的，需要特殊许可才能通行。同事们离开了，她却在新疆民宗委耗了一天，取得自己所需的手续文件。 Sabit濡染党的宣传，认为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然而，她还是感到了深深的疏离。在中国她不管去到哪里，都还是一个外来者。回到上海，有一天她抬头看着这个城市高高耸立的公寓楼，不禁自问：“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久，Sabit与搬到温哥华的一位朋友聊了聊。然后她去了一趟温哥华，被那里的开放和机遇所吸引；每当她告诉当地人自己来自新疆，得到的回应都是善意的好奇。她报了一个商业文凭的课程，并在夏天返回温哥华，找到了一所公寓和一个室友。她有了一群朋友，还遇见了一个她爱的男人。生活行进在她自己设定的轨道上，相当不错。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亲心脏病发突然去世。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吓到Sabit，她只是说父亲在医院，她应该回来看看。Sabit正在度假，马上改变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登机前，她在手机上登入一个家人群聊。有人用阿拉伯字母写了一条哈萨克语信息：“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Sabit只能看懂“天堂”。整个航程她都在痛苦的揣测中度过。下机后，另一个对她母亲的掩瞒不知情的亲戚对她表示吊慰。她这下明白父亲死了，泪如雨下。 看到母亲悲痛欲绝，Sabit决定留下来支持她。她向上司请求离开几个月，但他无法将职位保留那么久，于是她辞了职。她打电话给温哥华的朋友，让他们将自己的物品放到储存仓。 那个夏天，Sabit和母亲回到奎屯，料理父亲的后事。有朋友告诉她不要去：不断有传言说，对新疆原住民的镇压将升级——还有传言说有哈萨克商人在边境被失踪。但Sabit不到一个月前刚到过那里，并没有发生问题，而且她想陪伴母亲。她们去了两周，见家人、祭先人墓地。后来她回忆，这趟行程“满是伤心和眼泪”。 7月15日，Sabit和母亲开车到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搭乘回哈萨克斯坦的航班。她们到机场的时候是半夜，航站楼空荡荡的。过海关的时候，警察检查了母亲的护照，放了行。但当Sabit递出文件，他停住了，看了看她，然后将她的护照拿进了后台办公室。 “别担心。”Sabit宽慰母亲，解释说多半又是要办什么手续。几分钟后，警察回来了，还有一个维吾尔官员，官员让Sabit坐在一张凳子上。“今天你走不了了，”他说，“你们自己商量是你妈妈先走还是都留下来。” 母亲心如火焚，请求给一个解释。警察说：“我们要问她一些问题。” “你赶紧走吧，”Sabit跟母亲说，“我今天赶不上，就改机票明天走。” 她们的衣物打包在一起。分行李的时候，母亲哭了起来，Sabit安慰她。然后，她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走向登机口。母亲一离开，官员对Sabit冷冷地解释说，她被标上了“边控”——一个危险记号，表明她有嫌疑。“刚才你妈妈在所以我没有多说，”他说，“现在新疆是什么形势你应该也知道吧，你最好就配合我们的工作。” 二、“过街老鼠” 2014年Sabit决定搬去加拿大的时候，新疆的黑暗前景正在北京一些秘密会议中铺展开来。习近平在之前一年成为主席，当时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在为终身统治扫除障碍的过程中，最终对超过一百万政府官员施以从谴责到死刑不等的处罚。对于中国的少数族裔，他也同样执着于管控。 新疆的动荡历史使其成为一个特别的关注对象。这个地区似乎从未完全为共产党所掌控：它一直是外部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占领部分地区——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地，这与它曾短暂独立有关。长期以来，对于民族在走向乌托邦的征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边缘社会中——共产主义理论家争论不断。苏联在早期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并试图为各民族群体建立自治共和国。中国奉行的政策则更偏同化主义。 五十年代，因为意识到党对新疆的掌控薄弱，毛泽东动员“兵团”在该地区北部建立农场——为可能的苏联入侵提供缓冲。革命者涌入，几十年下来汉人占去人口的40%。因为想要同化原住民，共产党官员试图剥夺他们的传统——穆斯林信仰、学校，甚至他们的母语。当局开始否定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维吾尔人是中国人。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掌权，撤回了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在新疆，清真寺重开，当地语言也被允许，一时文化繁荣。但在新兴的开放氛围中，人们也开始表达对殖民关系的不满。其中有含蓄表达异见的行为：坚守地方传统、甚至保持“新疆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也有一些当地人进行抗议，举出“汉人滚出新疆”的标语。少数极端人士讨论过叛乱。 1990年4月，在喀什市附近，当地人与当局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似乎是由一群半吊子武装激进分子挑起的，然后不明就里的示威人群也加入了进来。警察和“兵团”成员很快压制了暴力。当时天安门抗议刚刚过去一年，中国的统治阶层无法容忍任何动荡。一年后，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坚信民族主义在撕裂该前超级大国方面发挥了作用，变得更加警惕。 政府近乎偏执地寻找任何“分裂主义”的可能迹象。喀什的党委书记朱海仑其中最激进的人之一。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曾担任朱海仑的译者与部下，他回忆说，1998年3月，一道禁止棉农种植蔬菜的裁决令引起棉农抗议。朱海仑骂他们是分裂主义者，并说他们把清真寺变成“根据地”。另外有一次，他嘲笑《古兰经》，对一群维吾尔听众说：“你们的胡大，算个逑。”朱海仑命令阿尤普组织搜查，挨家挨户寻找藏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书籍——告诉他找不到不准回家。阿尤普扰醒人们，一直工作到凌晨。但是，他说：“我什么书都没找到。” 事实表明，新疆的叛乱者无法召集多少拥护者；当地人偏向伊斯兰的苏菲(Sufi)传统，苏菲强调神秘主义，而非政治。9·11袭击发生的时候，该地区没有可提及的恐怖主义暴力。但乌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策划的跨边境行动，给旧有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全新而紧迫的框架。中国当局拟出一份长长的事件列表，声称是吉哈德(jihad)的例子，并提交到了美国国务院。其中很多事件无法证实，或无法与非政治暴力区分。在中国，大规模袭击事件——涉及刀、斧，甚至自制爆炸物——惊人地普遍，而且经常与民族动荡无关。不久前在云南省，一名男子走进一所学校，向五十四人泼氢氧化钠，据官方人员说，他是“报复社会”。另外一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袭击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了炸弹——据说是报复警察殴打。该爆炸案被视为个别事件。一个维吾尔人气愤于这在新疆绝无可能，在Twitter上问道：“为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是恐怖主义？”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当局执着于“维稳”的概念——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将日渐加剧的镇压强度与朝鲜相提并论。孙立平曾在审议了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担任委员，他指出共产党被其自身的妄想所俘虏：它高估了社会动荡危机迫近的可能性，因而对不满的根源视若无睹。孙立平警告说，旨在消除“不稳定幻象”的应激性镇压，将导致压制与动乱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反而导致共产党一直所惧怕的崩溃。 新疆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中国领导人似乎持续将这里的普遍不满误判为不断壮大的叛乱势力。2009年乌鲁木齐的抗议——发生在西藏的一系列同类抗议之后——促使共产党理论家呼吁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单一“国族”，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铺平道路。一位有影响力的国保官员说：“稳定是为了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 新上任的乌鲁木齐党委书记便开始奉行这一政策：女人被告知不能戴面纱，维吾尔书籍和网站被禁，历史建筑被拆除。几年之内，孙立平所警告的恶性循环便开始了。2013年秋天，一个维吾尔男子在两名家人的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开着一辆S.U.V.冲撞一群游人——起因可能是其本地清真寺在一次突袭中被毁。S.U.V.里装满了自制燃烧装置，烧了起来。该男子和家人死了，同时也杀死了两名路人并致伤三十八人。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队黑衣袭击者冲进一个火车站，残忍地挥刀砍死了二十九名路人、致伤超过一百四十人。尽管没有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一个境外的叛乱团体庆祝了袭击事件。当局宣布袭击者为维吾尔分裂主义者，这次事件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的9·11”。习近平出离愤怒。他对政治局说，要团结群众“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年4月，习近平去新疆视察。在喀什的一个派出所，他查看了墙上的武器。“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他在这次行程中说，“所有的武器还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又说：“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视察的最后一天，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致伤几十人致死一人。习近平在北京一个高层会议上斥责宗教极端主义。“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他说，“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久，新疆的共产党领导阶层宣布“人民战争”。瞄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新疆的最高官员着手了这项政治运动，但习近平逐渐对他不满，并在两年后委派了接替人选：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个强硬的党员干部，其忠诚毋庸置疑。 … Continue reading 【纽约客】走出新疆镇压